1990年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。在一个县城老宅里14寸的电视机前，我和父亲开启了一段美妙的熬夜时光。

那一年，他40岁，我10岁。

在一个叫做太和县的地方，我知道了亚平宁半岛的存在。那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。电视机很小，我也很小。

事实上，对我而言，与其说是想看足球，不如说是想看电视。所以，在白天，父亲以及院子里的叔叔很兴奋，我却很困。

长大后的我，为“困”找到了充分的理由：赢一场只积两分，小组赛只淘汰8支球队，让草地上的奔跑总显得小心翼翼。

半夜里，偷偷走进父亲的房间，却发现巴西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，像笨牛犁地般让人昏昏欲睡。

结果，我就真睡了。

清晨起来，发现电视屏幕上闪烁着七彩竖条，父亲睡得甚是甜美。隔几日送来的《新民晚报》上，有着极为直白的“一句话球评”：5：0的比赛踢成了1：0。

虽然晚报总要晚几日才能抵达小县城，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阅读的兴致。今天，当我在儿子面前举起画笔，笔尖那端有着鸟山明、车田正美，还有阿仁。

后来，晚报依然出现在我家的邮箱里，但我经常忘记去取它。每隔一周，我会把它们直接从邮箱里拎出来，带给门口那位从安徽来讨生活的大叔。

昔日的油墨，总会带来一座城市血脉连结的触动。但如今，我已寻不到。

一球小负巴西的哥斯达黎加当时很自豪，他们或许没有想到，24年后，他们还将收获更大的骄傲。那一年的奇迹并不属于这个中北美小岛，一支来自非洲的球队，用砍树一般的战术在揭幕战上掀翻了阿根廷。打群架式的气势在功利足球面前，让人血脉贲张。

或是同情弱者，或是支持非洲兄弟，顶着一脑袋红牌的喀麦隆人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媒体上收获一片美誉。一直到许多年以后，我才幡然醒悟：那，根本不是值得夸耀的足球。

被不停侵犯，却没有同情，志在卫冕的阿根廷人，在全世界等着看好戏的目光中，晃晃悠悠地以小组第三爬出了线。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当马拉多纳不停地被对手飞踹，一个叫戈耶切亚的门将成为了童话的开创者。

24年后，在一家网站的评球节目中，一位西装笔挺的小伙子正儿八经地说：与有着深厚积淀的欧洲球队相比，阿根廷的门将始终是个软肋。

是的，积淀确实是个软肋。

和24年后一样，阿根廷与德国站到了决赛的赛场。当然，这种表述未必精确，当时阿根廷的对手叫做联邦德国。

又是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民主德国未必民主，联邦德国也未必有很多联邦。

格策成为了24年后的布雷默。他同样留给了对手7分钟的时间，让他们去完成不可能的救赎。

这仿佛是一个轮回的故事。

只是，电视里大力神杯的尺寸，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闪着七彩竖条的屏幕。父亲再也不用倒腾电视背后的天线，去看清队员背后的号码。

只是，24年后，我喜欢看球，却未必喜欢看电视。

拉姆举起大力神杯时，儿子正睡着。在梦里，他会有健壮的臂膀，一如24年后；

拉姆举起大力神杯时，父亲也在睡着。在梦里，他会有矫健的身姿，一如24年前。

如果这真是轮回，我希望我未曾变老，他未曾长大。

如果这真是轮回，我希望你未曾变老，我未曾长大。

可惜。我会变老，他会长大。父亲的时光也会最终定格。

2014年，是我们最后一次能一起看世界杯。

2018年，我第一次觉得，在家里可能没人分享世界杯的话题。

没人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阿根廷。它不仅仅有梅西，还有关于马拉多纳、巴蒂斯图塔、雷东多、奥特加、卡尼吉亚、帕萨雷拉、里克尔梅、布鲁查加的回忆。

上周末，我一边吃零食，一边在看世界杯预热的纪录片。画面正好切到1990年，戈耶切亚正扑出一个又一个的点球。

“爸爸你在看什么？”儿子问。

“世界杯。”我说。

这一年，我38岁。儿子1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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